中国新能源汽车崛起，是因补贴所致？背后原因引深思

摘要： 文丨李伟 长江商学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 7月10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了最新的中国汽车产销量及出口数据：今年1-6月我国汽车产销量分别达到1562.1万辆和1565.3万辆...

7月10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了中国汽车产销及出口的最新统计数据：在本年度的前六个月里，我国汽车的总产量和销售量分别达到了1562.1万辆和1565.3万辆，与去年同期相比，均实现了12.5%和11.4%的增长比率。具体来看，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分别是696.8万辆和693.7万辆，同比增长率达到了41.4%和40.3%。此外，新能源汽车在汽车新车总销量中占据了44.3%的份额。上半年，汽车出口总量达到了308.3万辆，这一数字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0.4%。在这其中，新能源汽车的出口量达到了106万辆，同比增长高达75.2%。面对经济不景气的严峻形势，中国汽车行业，尤其是新能源汽车领域，依然展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劲的发展势头。

自今年起，围绕我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内卷”现象的讨论愈发激烈，这些企业在激烈的本国市场竞争之余，亦纷纷走出国门，勇敢地开拓海外市场。无论是欧洲、亚太，还是南美，我国新能源汽车凭借卓越的性能、独特的设计以及具有竞争力的价格，赢得了这些海外市场的广泛关注。然而，美国市场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实施的仍是“禁止进入”以及高额关税的举措，同时，他们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兴起主要归因于政府的补贴政策。这果真是事实吗？

为了阐述这一议题，我们可以通过一组数据对比进行观察：依据工信部之前发布的“账单”信息，我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国家补贴，自2010年政策实施起至2020年（2022年底结束），累计补贴金额已超过1521亿元，且这一补贴范围至少涉及了317万辆汽车；与此同时，仅比亚迪这一家新能源汽车企业，在2024年的研发经费投入便达到了542亿元，（截至2024年底），比亚迪在过去14年间累计投入的研发资金已超过1800亿元。这仅仅是比亚迪一家的情形，若将我国新能源汽车企业过去十余年的研发投入汇总，其总额定会令人瞠目结舌！因此，将我国政府的补贴视为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崛起的基石，这种说法显然是难以成立的。

或许仍有人会提出疑问，我国地方政府对于新能源汽车企业同样给予了诸多扶持。然而，地方政府对本土车企的补贴虽然存在，但总体金额并不充裕，且需分阶段逐步发放。更有甚者，部分财政状况不佳的地方政府甚至未能如约履行补贴承诺，对此，感兴趣的读者不妨查阅上市车企的财务报告以核实情况。地方政府债务压力较大，因此，持续进行大规模补贴的做法并不可持续。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可以作为我观点的支撑依据，那就是我国新能源汽车开始迅速发展的具体时点。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逐步成熟，政府实施了逐步减少补贴的策略，补贴金额逐年递减，2019年的退坡幅度尤为显著，地方补贴基本被取消，而国家补贴在2018年的基础上减少了超过50%。2019年标志着我国新能源汽车的崛起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年成为了转折点。经过一番激烈的竞争和淘汰，自2020年起，我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速度显著加快，势头迅猛。2019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量和销量分别只有124.2万辆和120.6万辆。然而，到了2024年，这一数字已经飙升至1288.8万辆的产量和1286.6万辆的销量。根据最新发布的2025年上半年数据，今年刷新2024年的记录似乎并非难事。

究竟是什么神秘的能量推动了中国新能源汽车迅猛发展的脚步呢？

作者认为，关键在于两点：首先，引入了企业之间的竞争机制；其次，地方政府的相互竞争以及对企业实施减税政策。接下来，我们将逐一进行深入探讨。

首先，我们需要探讨企业间竞争机制的引入。在中国，汽车产业一度处于严格的管制之下，其管理手段主要是对生产许可证的审批进行控制，尤其是对轿车生产的管控尤为严格。直至2001年11月，吉利汽车才成功获得轿车生产的许可，成为我国首家获得轿车生产资格的民营企业，从而打破了国有和合资车企对市场的垄断局面。2003年，当时以电池业务为主营的比亚迪，通过并购掌握轿车产品线的资深军工企业秦川汽车，成功涉足汽车制造领域。这一举措至少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作出了两项重要贡献：首先，它始终如一地推崇“自主创新”的理念；其次，凭借在电池技术方面的丰富经验和优势，该公司勇于探索新能源汽车的研发工作。

在初步探索阶段之后，我国明确了推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关键战略定位。2007年12月18日，国家发改委颁布了《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新能源汽车被正式纳入发改委的扶持产业清单，从而为民间资本进入新能源汽车领域敞开了大门。

得益于众多有利条件的推动，诸如特斯拉专利的共享，以宁德时代、比亚迪等企业为先锋的中国在电池、电机、电控“三电”技术领域取得的显著成就，还有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为标志的众多产业支持政策的密集出台，自2014年起，众多此前并无汽车制造经验的民营企业纷纷跨界投身新能源汽车行业，如蔚来、小鹏、理想、威马、乐腾、哪吒、前途、拜腾等品牌……这一年也因此被冠以“造车新势力元年”的称号。2018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领域对外资独资企业准入政策放宽，这促使特斯拉在上海的“超级工厂”得以快速建设并投入使用。

竞争虽不可避免，淘汰亦随之而来，然而，正是由于民营企业的加入，以及像特斯拉这样的外资企业所带来的“鲶鱼效应”，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才得以打破以往相对稳定的竞争态势，展现出强劲的竞争意识和勃勃生机。

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第二个重要因素——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以及它们对企业税收减免的倾向。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对汽车产业情有独钟，这主要是因为汽车产业的投资规模庞大，对于地方经济的推动作用以及税收贡献都十分显著。此外，汽车产业还拥有强大的产业链带动效应，能够促进众多相关产业的成长。观察历史，我们发现地方政府对发展汽车产业的热情相当高涨，它们纷纷致力于扶持本土汽车企业，竞相角逐“汽车之都”的称号。特别是自2012年起，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被提升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地方政府对培育和吸引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兴趣日益增强。深圳原本汽车工业基础薄弱，却凭借新能源汽车产业实现了飞速发展，2023年与2024年的新能源汽车产量分别达到了173万辆和293万辆，连续两年荣膺“中国新能源汽车第一城”称号，并在2024年成功摘得“中国汽车第一城”的桂冠。与此同时，上海、西安、合肥、重庆、北京、广州等城市也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领域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目睹的是企业间的激烈角逐，然而，我们并未察觉到，这些企业背后的地方政府同样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竞争。

地方政府自然需要借助企业的力量来实现它们的产业愿景，区别于以往仅提供优惠政策的方式，如今的地方政府正越来越倾向于采用“对赌协议”来约束和激发企业的积极性。为了提升达成目标的几率，地方政府倾向于挑选那些它们认为的“行业佼佼者”作为合作伙伴。其中，上海市政府与特斯拉签订的“对赌协议”便是极具代表性的案例。上海向特斯拉提供的是以极低代价出让的工业用地、众多低息贷款以及建厂初期企业所得税的优惠减免，而上海所期望的则是五年后工厂稳定贡献的税收、大规模的投资保障以及零部件国产化率的提升承诺。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上海给予特斯拉的实质上是以“前期减税”为代价，来换取“后期增税”的承诺。土地、金融资源以及企业所得税，均为政府掌控的资产，政府可依据实际需求来设定其价格，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这些资源本质上等同于税收。在吸引企业初期，地方政府对这些资源设定较低的价格，旨在未来能够以更高的价格获取，进而实现更大的价值增值。特斯拉如预期般，成功履行了承诺。自然，部分对赌协议是公开的，然而，多数此类协议却是默许的，即地方政府当前助力企业成长，而企业未来则需回馈地方经济繁荣与税收增长。观察实际操作，众多“卷王企业”通常都会竭力履行其承诺。

减税措施本就利于推动生产发展，同时，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对赌协议亦旨在推动企业提升生产能力。因此，我们观察到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兴起，同时也见证了其产能的显著增长。然而，从长远角度考量，若要有效吸收这些过剩产能，就必须刺激消费需求。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政府不能仅仅在企业层面实施减税，更需要在民众层面进行减税。所谓的减轻居民税负，实质上是通过提升居民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优化分配格局，确保居民拥有充裕的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那么，这些资金从何而来呢？我们可以逐步削减针对企业的税收减免，利用差额来补偿居民，以此逐步达到供需的平衡。以我国为例，住宅用地的价格普遍高于工业用地，这实际上是通过向居民征收更多税费的方式来对企业实施减税。时至今日，该制度已显出其经济性不足与公平性缺失的双重问题。若实施同地同价政策，将有助于减轻企业税负，同时提升居民税收减免，进而使居民获得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收入，以促进消费。

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迅猛发展，其根本动力之一便是减税政策。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税收可能导致市场扭曲，税负越重，产业发展的难度就越大。然而，换个角度来看，一旦税负得到减轻，产业便能够获得强大的推动力。新中国承受着极高的税收负担，企业长期深受重税之苦。因此，每当我们对某个行业实施减税政策，该行业便会迎来迅猛发展，正如我们在新能源汽车行业的案例中所目睹的那样。

在英语里，有一个名为“Quid pro quo”的成语，源自拉丁语，其意涵为“等价交换”或“相互条件”。在法律、政治以及商业等众多领域，这一概念通常指的是为了获取某些利益或资源而进行的交换，这种交换往往是双方自愿且互惠的。我国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互动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一种“相互交换”的原则。这一机制有其积极的一面，即有助于减少市场扭曲，推动经济增长。然而，它也存在弊端，如可能导致产能过剩和居民消费乏力，从而形成一种难以长期维持的体系。当前，我国经济内部承受着物价低落的压力，同时在国际贸易领域遭遇了广泛的摩擦，迫切需要通过提升居民消费水平来恢复经济平衡，而要达成这一目标，核心在于推进收入再分配的改革措施。

最终，我要强调，新能源汽车的蓬勃发展并非主要得益于补贴，而是减税政策以及民营企业的辛勤付出。是地方政府与民营企业的紧密合作推动了这一行业的飞跃，然而，这条道路如今已难以持续，其中最显著的弊端便是过度的内部竞争。西方可能无法理解我国的体制，但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规律。唯有如此，我们方能为中国经济量身定制有效的治疗方案，确保中国经济之巨轮能够安全穿越险恶的水域，驶向那片无垠的海洋。